雷洁琼（1905—2011）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我初次见到雷洁琼副委员长，是去年盛夏8月（编者注：本文发表于199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她的办公室里。那天，雷洁琼穿着浅色的中式衬衫，黛色的长裙，端庄大方。握着她的手，我带着歉意说：“堵车，迟到了……”“没关系，我在看书，没有浪费时间。”她打断我的话，朝我微笑着。
她的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洪亮、亲切，我的担忧顿时消失。我想起了作家冰心60多年前初识雷洁琼时的感受：“她来了，谈起话来，我一下子就喜欢她了。”
的确，认识雷洁琼的人，都深爱着她，爱她的热情、随和、豪放，爱她的刚正不阿、敦厚笃诚，爱她人格中蕴含着的爱国情怀。
雷洁琼被称为中国的女英豪，她走过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1905年9月12日，雷洁琼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一个华侨家庭。祖父早年到美国金矿当矿工，后来靠开饭馆致富，他辛勤劳动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几个孩子读书成材。雷洁琼的父亲专攻国学，考上了举人，可是，还没有赴任，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举人也就没有当成。回忆起自己的家庭，雷洁琼说：“我很幸运，家境富裕，父亲又很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我念书受教育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雷洁琼说，青少年时代，学校、家庭给予的教育中，最强烈、最清晰地刻印在她脑子里的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她至今还记得学校的“国耻日”活动，记得广州市民怒烧东洋货的情景。“学了本事要救国”的家训，犹如一颗壮实的种子，深埋在童年雷洁琼的心田里。
1931年，雷洁琼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受聘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没想到，任课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本来的抱负是好好作研究，可是九一八之后，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北平郊区农村，到天桥贫民窟，到施粥场、育婴堂，甚至到妓院去作社会调查，让学生看到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用以印证社会学理论，立下改造中国的志向。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后，雷洁琼和郑振铎、顾颉刚等教授发起组织了“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救国会”，为抗日将士募捐。在同年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作为游行队伍中唯一的燕大教职员，她与年轻人并肩前行。
卢沟桥事变时，雷洁琼正在广州过暑假，听到这消息，决定不再回北平，她辗转去南昌参加了战地服务工作。我问她：“离开大学到基层，你不觉得做出了牺牲吗？”“从来不觉得，当时我不愿回沦陷区，只感到应走出书斋，为抗战做一些切实工作。”雷洁琼到江西后，亲眼看到了农村妇女的疾苦，也了解到她们对抗战所知甚少，她感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推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到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亲自编写教材，她主持筹划了《江西妇女》月刊，亲自撰稿。在江西，她有幸认识了周恩来、邓颖超，还同不少地下党员建立起友谊。“在江西4年，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是很有意义的4年。”
皖南事变后，雷洁琼被迫离开江西，来到上海，重返教坛。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雷洁琼的课内容充实，很有深度，她当年的学生回忆说：“雷老师身上聚着热情和力量。”这一时期，雷洁琼和“孤岛”的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时局的观察和思考。
抗战胜利后，她投身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坚贞的民主战士马叙伦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雷洁琼追随他，成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次年6月，雷洁琼被推举为“上海各界人民赴南京请愿团”成员，请愿团的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特务的殴打，血溅金陵，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雷洁琼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时年41岁。她在那场惨案中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四十不惑”的雷洁琼，经过这场考验，更成熟、更坚定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她说：“下关惨案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的时候，雷洁琼就站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欢腾的人们，她浮想联翩，想起了在吉安听周恩来谈抗战前途，想起在西柏坡听毛泽东畅谈新中国前景……过去，她和共产党风雨同舟；今后，她仍将与党密切合作，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解放后，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景耀先后在北京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认真执教，勤奋著述，对同事平等谦和，对学生循循善诱，是这对学者夫妇留给两所大学的美好印象。“文革”结束后，社会学在我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雷洁琼的笔端，流出一篇篇社会学论文，关于婚姻的、老人的、儿童的、社会救济的……她为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贡献着热和光。1982年，北大恢复了社会学系，雷洁琼为该系培养了数名硕士生，现在，这个系的正副系主任都是她带的学生。她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北大国政（即国际政治系和社会学系）设立“严景耀奖学金”，奖掖这两门学科的后学，也是对故世丈夫的纪念。社会学系的教师谈起她都很动情地说：“我们对雷老有特殊的感情。”
作为社会学家，雷洁琼最关注的是妇女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有《中国家庭研究讨论》《农村妇女地位研究》等论文，今天，她仍然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热忱和责任感，观察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勤奋地作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我国解放后婚姻与家庭的变革，关于保护妇女权利，关于大龄未婚女青年等一系列文章。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社会活动的重心是促进全社会都关心教育。她说：“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素质的竞争”，“知识能引进，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而人的素质靠教师培养。”
她领导的民进，首开“智力支边”的范例。在她的提议下，民进中央设立了“尊师重教基金会”。雷洁琼以宽厚出名，但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教师权利的行为。每次，当她了解到教育经费被挪用、被挤占，了解到一些省份还拖欠着教师的工资，她都气愤至极，向报界发表谈话，要求追查责任，采取补救措施。
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无疑是中国目前少数身居高位的女性，但她把名利地位看得很淡。她真诚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她确实把自己看得很平凡，去年，开明出版社收集整理她的著述59万字，准备出书，她不允许，“我的东西不是已经发表过了吗？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书。”民进有关同志再三向她解释说，马叙伦、周建人和叶圣陶前三任主席都出过文集，这是民进的一个传统，她才答应。
1985年，在首届全国健康老人的评选中，雷洁琼被选为“健康老人”。去年9月，她度过了九秩华诞；10月，全国第四届健康老人的评选，新设“最佳健康老人”奖，雷洁琼又获得了这项奖。雷洁琼的健康状况确实令人称羡，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她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多年来，除了一次因意外动手术外，她没有患过疾病。而那次手术后身体恢复之快，也令人惊讶。那是1990年8月的一个夜晚，她在酣睡中做着一个很生动的梦，梦中跺脚一跳，从床上摔了下来。第二天她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可是过了一个月，一天起床后居然走不动路。经检查才知道那次摔得不轻，头顶上血管破裂，血淤积其中。医生决定动手术排走淤血。手术很成功，一个星期后，雷老就能下床，休养一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今年夏天，雷洁琼在河北承德登上了有254级台阶的外八庙，成为登临此庙的最高龄者。
雷洁琼在高龄还能健康地生活和工作，是同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分不开的。她坚持过普通人的生活，每天按时读书看报，按时批阅文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坚持亲自回复来信，撰写稿件。她坚持粗茶淡饭，喜爱新鲜菜蔬，进食定时定量，时下名目繁多的补药对她没有诱惑力，她是从不吃补药的。今春雷洁琼出访日本，许多日本朋友看她步履轻快，谈笑风生，纷纷问她有何长寿秘诀——“其实，我哪有什么秘诀呢？我并不刻意追求长寿，只是生活有规律罢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为她写下这样的诗句：“羡君九十不云老，耳聪目明意兴高，议政竭诚言侃侃，诲人不倦论滔滔。下关昔日当强御，高会今朝领俊豪。九万里风鹏正举，愿君长健共凌霄。”这是雷洁琼健康状况和精神风貌的写照。
雷洁琼90年的人生，是一幅独特而绚丽的画，在这幅画上，爱国爱民是最清晰的线条，最明亮的色彩。去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充满激情地说：“雷大姐作为老一代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倾力于教书育人和妇女解放运动，在向往光明与追求进步的探索中，选择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曾付出血的代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心竭力。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倾注满腔热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雷洁琼本人写过一篇《我的幸福观》短文，其中写道：“为了他人，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利益，甘愿或多或少地作出自我牺牲，自己从中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从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我认为这是最高的荣誉，是最大的幸福。”雷洁琼以她数十年如一日为国为民奋斗的事迹，实践着她的幸福观，她无愧地成为中国的一代女杰，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