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费达生
江苏吴江费家，人才辈出，四子一女，多是各自领域泰斗级人物。老大费振东，曾任民盟中央常委；老三费青，中国法律界元老；老五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三兄弟才华独具，被同乡柳亚子先生誉为“三凤齐飞”。老四费霍，选择了土木建筑专业。费家唯一女孩，排行老二的费达生，则被誉为“中国丝绸之母”。
费达生（1903.10.1—2005.8.12）的百年人生，与中国蚕丝业相伴相随，虽然她无儿无女，但却有一份挚爱终生的蚕丝事业，一位感情笃深、事业比肩的五弟，一位亦师亦友、志同道合的丈夫。
与蚕丝业的一世情
费达生的父亲费璞安，曾留学日本，后从事教育工作。母亲杨纫兰，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曾就读于当年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这样的书香门第，自然重视教育。当时，费璞安的微薄工资，除支付一家七口外，还要奉养年迈的老母，供养守寡在家的妹妹。尽管生活拮据，但杨纫兰在分配家用时，仍是首先扣除教育费用，再安排其他支出。
1911年，杨纫兰与五个子女的合影。怀中所抱是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左起依次为费振东、费青、费达生、费霍。
费达生是家中唯一女孩，但母亲对她的培养却丝毫不含糊。江南丝绸业一向发达，吴江地区更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美誉，而蚕丝业又比较适合女孩子。于是，在母亲安排下，1917年，十四岁的费达生考取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蚕校”）。该校校长就是著名的蚕丝教育家郑辟疆（1880—1969）。费达生没有想到，三十三年后，这位比她年长二十三岁的敬爱师长，竟然成为相濡以沫的丈夫。
1920年，费达生毕业留校。当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日趋衰落，蚕丝业也遭受重挫。而日本蚕丝业在政府鼓励下，却一路称霸。是年秋，受郑校长委派，费达生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
1923年夏，费达生毕业归国，回母校工作。恰在此时，郑辟疆也准备将“女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技术向农村推广。
郑辟疆带领费达生等推广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桑苗、蚕种和蚕具下乡宣传。吴江是水乡，他们雇了两条船，在各蚕区巡回宣传两周。每到一地，郑辟疆站在船头演讲，深入浅出地通过实例对比科学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等人则用改良过的丝车，进行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
此次宣传展示，对蚕农影响很大。震泽镇议会马上通过议案，委托“女蚕校”规划，设立蚕业指导所，并选定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为基地。开弦弓村盛产“湖丝”，但当地蚕农却用传统的土种、土法养蚕。蚕种逐步退化，病害蔓延，产茧量连年减少，甚至绝收。蚕农苦不堪言，只能求神拜佛，轻信各种荒诞无稽的清规戒律。
郑校长派费达生等四位姑娘来到开弦弓村。她们组织了二十一户人家参加蚕业指导所，提供改良蚕种，并分赴各家指导。科学养蚕，使二十一户蚕农当年育出的蚁蚕既快又整齐，同时抵御了虫害侵袭，结茧率高达九成。中国传统只养春蚕一季，费达生与同事们经过努力，试验成功杂交春蚕种和秋蚕种。消息传出，太湖周边乡镇的蚕农深受鼓舞，加入蚕业指导所的蚕农迅速增多。
此外，费达生还创建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组织蚕农入股。1930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丝价暴跌，不少丝厂倒闭停工，但开弦弓村的生丝合作社因所生产的改良丝质量好，售价比原来还高出四分之一。这一现象引起一些开明丝厂业主关注。一位无锡丝厂业主将设在无锡玉祁镇的丝厂租给“女蚕校”管理。“女蚕校”接管后，将厂名改为玉祁制丝所，委派费达生任经理。
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选茧室
费达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进厂，引进日本先进机器，对各道工序进行系列改革，并按照现代企业文明管理方式，重新组织生产，该厂生产的“金锚牌”生丝，很快畅销国际市场。
1936年，何香凝、邵力子等名流参观玉祁制丝所，分别题写“农业救国”和“本有蚕桑利田野，行看衣被遍寰瀛”，这是对费达生实践活动给予的高度褒奖。
与费孝通的手足情
在费达生事业风生水起之际，她最牵挂的五弟费孝通出事了。
费孝通比姐姐小七岁，小时候没有人带，就跟着姐姐到她就读的苏州振华女子中学玩，没想到竟然能听懂老师的讲课内容。于是，费孝通便成为这所女子学校里唯一的男生。
1927年，母亲病危，最不放心不下的就是还在上中学的小儿子“孝弟”（费孝通的小名）。临终前，她一再叮嘱唯一的女儿费达生，要照顾好各位兄弟，特别是“孝弟”。
费孝通晚年曾说，姐姐承担了母亲的责任，爱护照顾我一辈子。他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一文中写道：“我进大学是靠我姐姐的支持。”
晚年费孝通与姐姐费达生
高中毕业后，费孝通顺利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受进步思想影响，费孝通北上，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比他低两年级的同系女生王同惠。专业相同，志趣相投，两人关系很快密切起来。1933年，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5年，研究生毕业，他与王同惠结婚。费达生专程从吴江赶到北京，代表家长，参与并主持了孝弟的婚礼。好事连连，当年，费孝通还获得公费留英资格。年轻的新婚夫妇想利用出国前的空余时间，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
大瑶山地区山林茂密，山路险峻。两人走着走着迷了路，费孝通不幸误踏土著人猎取野兽设下的陷阱，足部受重伤，无法站立。王同惠不得不摸索着出山救援。但此一去，王同惠却再未回来。次日傍晚，费孝通被当地百姓发现，抬出山林。他焦灼地等待妻子归来，却无人知道她的下落。几天后，有人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遗体。此时，他们结婚才一百零八天。
遭此不幸，费孝通悲恸万分。因伤势过重，他被送往广州救治。远在开弦弓村忙碌的费达生，得悉孝弟遭遇，放下手中一切，心急如焚赶往广州。她每天都赶到医院照料孝弟，直到孝弟伤口愈合，情绪有所稳定，她才带着牵挂赶回家乡。但每到夜晚，想起身心俱疲独在广州的孝弟，费达生仍难以入眠。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孝弟是学社会学的，一直说想到纯粹的农村看一看，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接到开弦弓村，既方便自己照顾，又可以让他一边调养身心，一边了解农村的民风民俗。
1936年夏日，二十六岁的费孝通来到姐姐所在的开弦弓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江南小村庄，竟然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
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访问农户
通过调查，费孝通发现，全村一千多人，很难完全依靠农业养活，蚕桑和家庭缫丝业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说，中国的乡土经济，并非完全是小农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模式。要救助农民、复兴乡村，恢复几近崩溃的乡土手工业，十分必要。
不久，费孝通赴英留学。1938年，他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做博士论文时，想到了在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于是，他为开弦弓村起名“江村”，并将自己在村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呈现在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之中。1939年，该论文英文版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可以说，《江村经济》是费达生与费孝通姐弟俩的合作篇章，姐姐的实践，弟弟的调查报告。晚年，费孝通曾说：“这本书记录了我姐姐和开弦弓村农民所创造的生活。”“我姐姐是实际做事情的，行动里面做出来的。我是笔杆子里面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一直跟着姐姐这条路走，她的一生在前边走，我在后面跟，我是用笔把她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她所做事情的意义写出来。”
1985年3月，费达生在《经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该文署名虽然是费达生，但实际上这又是姐弟俩的合作篇。当时费达生耳朵、眼睛都不好，无法写字，于是就口述录音，再由费孝通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
费达生和费孝通在农村
费孝通曾先后二十多次前往开弦弓村调查，经常有姐姐相伴。2002年，九十二岁高龄的费孝通到吴江视察时，又把九十九岁的姐姐接过去见面，“姐弟俩简直亲得不得了”。
晚年，费达生家中最显眼的墙壁上，挂着她与孝弟的合影，以及孝弟为姐姐百岁生日送上的贺词：“忠诚待人，勤俭自持，无私忘我，乐在其中。”短短四句话，精准概括了费达生一生的为人行事。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四个月后，2005年8月12日，费达生也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一百零二岁。这对姐弟又可以在天堂重叙旧情了。
与郑辟疆的伉俪情
近代中国蚕丝业发展史上有这样的说法：郑辟疆的思想，费达生的行动。郑辟疆，字紫卿，吴江盛泽镇人，十八岁考入杭州西湖蚕学馆，四年后毕业留校，复又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编纂过《蚕桑辑要》《广蚕桑说辑要》《蚕风广义》《野蚕录》等八部我国近代第一批蚕桑学教材。1918年，他受聘担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长达五十一年，直至1969年逝世，堪称教育史上传奇。
郑辟疆
费孝通也特别钦佩和感激这位姐夫。为纪念郑先生，费孝通曾撰文《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姊夫……郑先生长我三十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的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无论做什么事，费达生都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人们惊异，外形娇弱的费老师，为何能够如此坚韧。她的力量，正是来自郑校长一如既往的坚强后盾。
抗战期间，日寇铁蹄践踏到江南。“女蚕校”不得不搬至上海租界，但复课仍然困难重重。为寻找蚕丝业新的发展机遇，费达生和几位同事听从校长安排，长途跋涉来到巴蜀之地。 当时四川地区养蚕，主要是土蚕种，病死率高，结茧率低。费达生在这里意外发现一种大如葵叶的“沱桑”，于是很有信心地写信给校长：乐山桑叶大如席，请我师速来！1939年，经过一番考虑，郑辟疆决定，将“女蚕校”迁至四川乐山复课。
在这里，费达生重新创业，仍旧从事蚕丝业改良，担任川南蚕丝实验区主任。她建立了多所桑苗圃和蚕种制造场，用开弦弓村的优良原种，培育并推广适于当地的杂交蚕种。她还对当地丝厂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丝品质量，打入国际市场。
抗战胜利后，“女蚕校”重返吴江。费达生四处奔走，历尽艰辛筹措经费，协助郑校长复课。一路走来，这对师生始终以事业为重，兢兢业业为复兴和发展我国蚕丝事业无私奉献，无暇顾及个人情感和婚姻大事。1950年3月12日，已经更名为蚕丝专科学校的“女蚕校”，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校庆日，也是建校三十八周年纪念日。庆祝大会召开之前，校长郑辟疆宣布，他将与同学们尊敬的费达生老师，结为夫妻。师生们用热烈的掌声，为老校长和费老师送上衷心的祝福。
郑辟疆与费达生新婚时合影
郑辟疆的老朋友黄炎培闻讯后，欣然命笔：“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近金婚。”
对费达生的事业心，郑辟疆了解并支持，结婚当晚他对妻子说：“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完全不必以家庭为念，家里只是你的第二办公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道德风采和人格境界。
1963年郑辟疆、费达生去北京开会时的合影
1969年11月27日，郑辟疆病逝。费达生在整理老校长遗物时，意外发现三首诗稿：“生存到止境，好比灯油尽，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需惜。”“遗体赴火化，灰烬一扫光，寿丧是喜事，大家要欢心。”“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民。”费达生在诗稿空白处补写道：“以上是校长遗作，达生在书丛中发现，推算是在1967年87岁高龄时写的。”这篇诗稿成为两位老人珠联璧合的珍贵作品。
郑辟疆先生遗诗，费达生注
费达生一直为中国耕地减少而苦恼，晚年，她仍不遗余力地培育和推广蓖麻蚕的养殖。她说，蓖麻产量大，可以种在房前屋后，不占用耕地，是比较经济的养蚕办法。她自费购买蓖麻种，在家门口试种，对野生蓖麻蚕进行培育，还在家里挂了块黑板，详细做“蓖麻蚕事纪录”。1994年她在接受采访时曾感慨：“一桩事情要做成，真是不容易。我现在不能出去工作了，耳朵、眼睛都没有用场了，岁月不多了，我要更加努力。我要把身体养养好，养好身体才能把推广工作做下去。”她经常会到老校长墓前，久久抚摸着雕像不肯离去。她不是来寻求安慰和追忆的，而是为了来这里获取力量。老校长有力的臂膀，是她孜孜不倦将蚕丝事业做下去的最强支撑。
费达生一生从未离开过蚕丝业，蚕丝是她的生命线，即便晚年耳目失聪，她也仍旧每天用手捻蚕丝，并用捻出来的蚕丝编织背心，穿在身上。她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你看，松松软软的，很舒服。”老人脸上纯真的笑容，让人感到温暖，更有几分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