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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的生平 ,值得敬佩!

时间:2023-12-21 14:05:50  作者:早安京剧

梅兰芳,作为一位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所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的审美境界,以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追求,又是多数人所不能尽知的。探寻其人、其艺及其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是很应该做的事。

  1894年11月22日,在黄海大战中获得胜利的日军攻陷了旅顺口,开始了对中国内陆的正式入侵。就在这一天,北京城一个普通的胡同里,一个家庭正在为一个普通男孩庆祝满月。虽然男孩的祖父梅巧玲曾经是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班主,但因为连续遇到了几次国丧而不能演出,以致难以支撑整个戏班的日常开销,心力交瘁,此时早已去世;男孩的父亲梅竹芬继承了父业,虽然演出也很受人们欢迎,但因为过度劳累,在男孩三岁时弃他而去;男孩的伯父梅雨田,是伶界大王谭鑫培倚为左右手的著名琴师,但膝下无子。根据梨园行业的惯例,男孩只能因此继续从事祖、父辈的职业——皮黄(京剧的早期名称)旦行演员,并且获得了一个职业所特有的、更适合女性使用的名字——梅兰芳。

  梅兰芳九岁学艺,十一岁登台,到六十八岁临终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演出,艺龄近六十年。

  梅兰芳成名很早,在京城声名鹊起后,还应邀到上海以头牌(第一主演)的身份演出,载誉而归。按照一贯的评价标准,一个京剧演员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能获得业内外的一致好评,就等于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一年,他刚满二十岁。梅兰芳的早成名得益于梨园世家的基因遗传,这固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艳羡不已的先天条件,但也必须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三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十九岁失去在事业上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伯父后,他就无可选择地成为了家中唯一的男性顶梁柱。作为艺人,他必须要成名,才能靠演出收入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家庭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他稚嫩的双肩上;作为艺人,他幼年时的资质表现得并不是太好,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把这副重担挑了起来,他也绝不会想到,后来的历史证明,青少年时期的梅兰芳,挑起的并不只是整个梅氏家族,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民族戏剧艺术发展的重担。


  戏剧家田汉曾经以“工夫何止冶花衫,文武昆徽学习馋”这样的诗句来描述梅兰芳的艺术贡献和治学态度,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使得文武并重、唱念做打俱佳的花衫行当最终确立,一个“馋”字生动地点出梅兰芳对表演艺术的不懈追求。当然,在梅兰芳的同时代,二十岁就成名的戏曲艺人也绝不止他一个。艺人成名的客观标志是挣大钱,那么成名之后,或者说挣了大钱之后干什么呢?挣了大钱可以过高质量的生活,可以置办新的行头(戏曲服装),可以当老板(自己独立组织戏班演出),自然也可以吃、喝、嫖、赌、抽。戏剧艺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成名的艺人在艺术道路上还需要怎样走下去?这样的问题,在梅兰芳之前,被认为是下贱职业的伶人之中,是很少有人考虑的。梅兰芳自主选择了一条他祖父梅巧玲就走过的道路——结交文化人。

  晚清以降,文人与伶人,尤其是和男性的旦行演员的关系甚为微妙,交往的尺度把握也极为不易。因此,在欧洲游学多年,深谙中西艺术异同的齐如山,在很认真地研究了梅兰芳的舞台演出后,谨慎地只以书信的形式与梅兰芳探讨艺术创作。梅兰芳非常重视齐如山的建议,择其善者,一一从之,差不多两年后,派自己的跟包大李带上自己的亲笔信,请齐如山过府面晤。从此,梅、齐合作了二十年,一同创编了二十余种新戏,还共同策划了向海外推广京剧艺术。与此同时,一批文化人会聚在梅兰芳身边,以“智囊团”的形式为他在艺术上出谋划策,共同开拓了京剧旦行表演艺术的新天地,这也是以梅兰芳为首的京剧“四大名旦”,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梅兰芳的一生,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处居住,其中以1920—1932年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居住时间最长,其书斋兼客厅缀玉轩的名声也最大。当时梅兰芳的各界“好朋友们” 常常会集缀玉轩,在他演出前后做“沙龙式”的艺术交流,研究艺术革新。齐白石先生曾有“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的诗句描述当时的情景。这种交流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涯中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包括在上海马思南路的梅华诗屋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护国寺甲1号都一直进行着。这些“好朋友”构成的“创作集体”可以拉出一长串的名单:齐如山、李释戡、罗瘿公、吴震修、黄秋岳、许姬传、许源来、张彭春、余上沅、叶恭绰、舒石父、许伯明、姚玉芙、茹莱卿、李寿山、王瑶卿、徐兰沅、王少卿、陈嘉梁、冯耿光、吴性栽、贾洪林、高庆奎、姚玉芙、姜妙香、刘连荣……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演员,能够有这样明确的意识与“文艺工作者”合作,借以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而且数十年一以贯之,即便放在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很难分辨出在梅兰芳的艺术革新中,哪些属于他个人的创造,哪些属于文人创作集体的创造,事实上,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二者已经和谐地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可以说,最终形成的独特的华贵典雅的梅氏审美取向,既是梅兰芳创造的,也是创作集体创造的,这种主要在于内在精神上的契合,完全是基于二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两厢情愿”。


  梅兰芳是20世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大使,他曾三度访日,在美国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到苏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戏剧、电影大师交流艺术,和海内外的民间文化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的烽火燃遍了东三省,并直逼华北,梅兰芳力排众议,做出了避居上海的决定,随之在沪排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旗帜鲜明的新戏,借以抗争日寇的侵略暴行。七七事变后,南京、上海先后沦陷,梅兰芳又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又重回上海,就是为了一再拒绝日军要求他恢复日常演出的要求。一个旧时代的演员,唱戏赚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厚非;日军也只是希望梅兰芳出来维持日常演出,能使百姓觉得时势无忧。最终梅兰芳以蓄须的形式来宣布终止自己的舞台生涯,甚至准备好了安眠药,下定了以死抗争的决心,因为梅兰芳不会提前知道,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会在几年后的1945年无条件投降;他以自己的方式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利用自己掩盖侵略暴行、粉饰太平的阴谋。在抗战的八年间,梅兰芳不曾演过一次营业戏,梅剧团因此解散,梅家人因此以变卖家藏的古董字画为生,甚至遭受过几近断炊的窘境。不过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就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梅兰芳的绘画却因为不辍的研习,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以极其优雅的形式在朋友聚会中剃去髭须,宣布复出。人们不禁再度惊讶,年过半百的梅兰芳,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从这一次回归,他就一直守在舞台上,直到生命的尽头。

  1949年,梅兰芳没有听从齐如山约他同去台湾地区的劝说,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并一直坚持到全国各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心脏病不治而撒手人寰,身后之事极尽哀荣。而此前的5月31日,他还在中国科学院礼堂演出了自己的最后一部新编戏《穆桂英挂帅》,还在唱“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梅兰芳的一生,个人生活规律,没有烟酒的嗜好,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政治冲击与同时代人比也相对较少,照常规而言,是可以更加长寿的。但他却罹患心疾而过早逝去,缘何?大概是心累。他少年时就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青年时挑起了艺术的重担,到中年时肩负梨园界之民族大义,晚年时又全力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即便在病床上仍不忘要去新疆参加铁路的通车典礼……他性格平和,遇事不争,喜怒不形于色,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没有过丝毫的动摇;他待人宽和,与人为善,票友演出前请他指教,他总是说“错不了”,演出后请他提意见,他也总是说“不容易” ……在这样的小事上尚且如此顾及他人的感受,心能不累吗?不过,梅兰芳的心累了,旁人的心舒畅了,也净化了;国家和民族拥有这样累心的艺术家,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所谓的大师、大家,大概有三个主观特点必不可少: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的功底;二是在专业领域之上,有着深广的文化视野;三是还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时间可以流逝,大师的专业成就可以被后人忘却,文化视野可以被后人拓展,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以永远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人,梅兰芳就是这样永远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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