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的一个夜晚，湖北宜昌渡口站满了黝黑面庞、汗水沾衣的工人们，远处可以望见轮船的桅杆，阵阵汽笛声传来，他们目送轮船安然驶入港口，发出阵阵欢呼。
一位粗布麻衣的中年人和大家一起欢呼，庆祝船只安稳通过长江暗礁区，今后的一个月，他们还要争取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将九万吨机器、粮食、被服，还有三万多难民，平安转移到陪都重庆。
这个中年人，就是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
有人赞誉，他导演了一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毛泽东曾说，近代史上有四位功勋卓著，不能忘记的人物，重工业不忘张之洞，轻工业不忘张謇，化工不忘范旭东，而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卢作孚本名卢魁先，1893年4月14日生于合川。小时候家里贫寒，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哥哥就把机会让给了他，自己出去卖麻布。
后来父亲和哥哥早逝，魁先就成了家中长子，既要教育弟弟，还要帮母亲操持家务。早年的生活让他渐渐形成了一个性格：只有他人，没有自己。
十六岁时，他从瑞川学院毕业，不愿接受学校资助，开始自学。
这年，他正式改名“作孚”。孚，代表诚信，欲立信于世，当为世人表率。
他来到成都，找了份教书的工作，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和国内外的进步书籍。这其中，有许多孙中山民主革命学说的著作，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理想和自由的渴望。
于是，他加入同盟会，和同学们一起罢课、上街游行，向民众宣传中山先生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
不久后，没落的清王朝覆灭了，但远没有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
1914年，新上任的四川总督胡文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卢作孚知道，革命成果已经被旧军阀窃取。他思考了很久：革命为什么陷入这个地步？国家又将何去何从？
他无法在成都待下去，踏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正是这次出行，在他年轻的心里种下了一个轮船的梦想。
他看到两岸起伏的丘陵，险峻的峭壁，祖国的大好山川尽收眼底。可在江面上，却有英国、日本、美国各色的旗帜迎风飘扬，唯独看不到中国旗子。
他还看到，下等舱里挤满了穷苦的中国人，而上等舱里，只有寥寥几个外国人，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从此，他一边教书，一边探索更实际的拯救国人之路。
他更换了陈旧教材，废除陈规陋习，常常自掏腰包，带学生去参观各种纺织厂、船厂、燃油厂，还兴建了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
他说：“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里学；学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
他在一百年前，已经发出了“学生要从生活中学习”的声音，今天依然如在耳边。可是现在，又有多少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成绩优秀却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无所适从？
可惜那时军阀忙着打仗，没人愿意在教育上浪费经费，他的改革之路也布满荆棘，还曾经被诬陷下狱，关了一个多月。
1921年，他终于遇到开明的军阀杨森，拨给他经费教改，却只持续了一年，杨森就被迫撤走，新上任的赖心辉免了他教育科长的职务，他的改革就此夭折了。
军阀混战，靠教育真的能改变现状吗？
他思考了很久。他想做一些为人们造福的事，让人们看得见，得到实际好处。否则，靠现有的教育资源，真的能让国人相信，他们会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吗？
他说：“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的力量……如果不满这世界的趋势，还可以改善它。”
30岁后，他经常带着学生考察四川的风土地貌。他深感四川交通闭塞，欲兴实业，最好先发展交通。而当时的四川，铁路没有一条，公路寥寥无几，唯有这一条长江，可以通往省外。
他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在船运行业，打破外国垄断，把长江航运权抢回中国人手中！
1925年，卢作孚在老师、亲友、士绅的赞助下，募集了两万多元资金，从上海合兴厂订购了一艘22米长，5米宽，载重只有70吨的小火轮，开始了从合川到重庆的航运。这艘船定名为“民生轮”，公司也定名“民生公司”。
他把船运重点放在客运上，设立轮船经理，责任到人，规定职工必须对待旅客热情周到，不收小费，不层层盘剥，真正做到为顾客服务。中国旅客再也不用毫无尊严地和货物睡在一起了。
当时货运其实更好盈利，民生的货运费却只收外国人的十分之一。很多人不解，认为卢作孚舍弃了暴利行业，舍本逐末。
但卢作孚用事实证明，他得到的东西远比货运的利润多。
民生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不断地收购、合并长江上游其他公司。起初，公司只订购了三只小船，总吨位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吨，而他第一次收购，福川公司就愿意将一只近三百吨的轮船并入。
小公司都明白，不联合，只有被外国公司各个击破。
后来，连刘湘、杨森、刘文辉等军阀，也纷纷将自家轮船并入民生。
到了1935年初，公司已经拥有了四十多艘轮船，职员五百多人，航线也拓展到长江中下游，直达东海之滨，长江已经完全回到中国人手中。
此外，还有国民政府请他去做建设部长，和嘉陵江三峡防务局长，清剿土匪，保证乘客安全。
他们都看重的，是卢作孚高贵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声望。和这样的人合作，容易实现双赢。
卢作孚得到的，是一笔巨大的隐形财富，他兼任过几十个头衔，横跨政商两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誉，获得了广阔的人脉、资源。这也是后来抗战时，可以指挥那么多军政要员的原因。
他舍弃了眼前的路，却有更多的宽广大道通向彼岸。正如他的思考：
许多人自己很成功，社会却失败了，因为他们靠剥削社会得来。如果能实现和社会共赢，给予别人价值，也同样是在赋予自己价值。
给予，有时比拿走收获更多。
这句话，对于现如今的企业家，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警醒。
1935年以后，民生公司陆续订购了二十多只新船，正当他想去欧洲考察时，抗战爆发了。有人叹息，民生公司的生命要结束了，赶上了最坏时代。
而卢作孚说：民生公司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他担下了交通部次长的重责，号召民生公司参加战争。
战争初期，国军一败再败，卢作孚不得不组织上海、苏州、南京、常州各地的工厂、学校、政府撤退。
1937年12月初，他最后看了一眼南京，那天边凄艳的晚霞在滴血。随后，踏上了去武汉的轮船。
在武汉指挥转运的日子里，卢作孚还要担心民族工业的安危。
当时，河南中福煤矿公司、上海大鑫炼钢厂都无力搬到后方去，由民生出资，迁到了重庆、北碚等地，后来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一年后，武汉陷落。他安排公司职员都撤出武汉，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路上，他看着扶老携幼的难民一路向西，心里异常沉重，但是他明白，还有未竟的使命要完成。
下一站，是宜昌。再往西600公里，就是重庆了。
宜昌虽不大，却是四川的东大门，扼守着长江咽喉，而当时最快入川的办法，就是水路。10月，从上海、南京、苏州、武汉各地逃出的难民、败军纷纷涌入宜昌小城。
还有乱七八糟的机器设备，堆在码头，任凭日晒雨淋。
卢作孚描述：“九万多吨器材，大半年间，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国的兵工、航空、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据估计，把人员、设备运到后方，还要满载川军将士到前线抗日，需要一年。
而长江上游地段暗礁林立，四十天以后，就到枯水期了，到时候大中型轮船都无法航行。
他果断下令，所有士兵、官员、职工、民夫停止一切争吵和交涉，一律听他指挥。转运期间，票价只收平常的十分之一，儿童免费。所有舱都改成坐票，节省空间。
为了顺利度过险滩，轮船航线分多段，接力运输，有些不重要的器材，到三斗坪，万县，奉节就卸下，节省航行时间。
为了争取时间，码头的灯光彻夜闪烁。夜幕降临时，工人们抬着机器喊出的号子声，拖轮拖着驳船驰骋在江面发出的汽笛声，轮船的起重机发出的轧轧的金属声，仿佛汇成了一曲悲壮的交响乐。
日军飞机整天在头顶盘旋，民船顶着轰炸坚持航行。
电报室的电文像雪花一样飞来，彻夜不休。每天，都有轮船、木船炸沉的消息传来。
46只轮船，炸沉了16艘，木船不计其数，116名船员牺牲，各种损失达一亿五千万元以上。
当时的国民政府忙着迁都，并没有发出让他抢运的命令，还命令把船只凿沉不留给敌人。
卢作孚本可以不抗这么多责任，不受这个损失。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拍着手、唱着歌在船上和他招手时，他知道，如果不做点什么，他的内心会更加难过。
他说：“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的话：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才能拯救别人。
卢作孚以民间的力量，承担了百分之九十的运输任务，拯救了中国重工业的命脉，截止到宜昌沦陷前，运送了部队、难民、各界人士150万人，货物百万吨，创造了船运史上的奇迹。
解放战争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与卢作孚合作。
何应钦邀请他任交通部长，阎锡山请他任行政院长，来访者很多，他连见都不见，到香港暂避。
但他却时常和周恩来联系，一起商量建国后的事情。
为了给国家增设力量，他设法营救十几艘滞留台湾和海外的船只，突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
他努力整顿，就是为了把一个生机勃勃的民生公司，完整交给国家。
但后来的遭遇，或许是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三年以后，他成了一名“不法资本家”。
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艰辛。仅建国后这三年，公司就出了五百多件轮船事故，主力“民铎”轮沉没；财政入不敷出，工资都很难发出来。这些他都能抗住。
唯有1952年2月8日经历的这次打击，让他再也无法释怀。
这天早晨，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曾经像家一样温暖的民生公司，竟打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的标语迎接他；自己平时关心爱护的助理小关，突然跳出来说他腐蚀国家干部。
晚上7点，卢作孚回到家中，身心俱疲。
他走回卧室，嘱咐孩子：“我累了，需要休息。”
过了好久，却没有动静。家人进去查看时，才发现他双目紧闭，床边散落着剩下的安眠药，而他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妻子蒙淑仪在惊慌中向民生求救，来的两个公司经理不知何故，没有送他去百米之外的同济医院，却只派医生打强心针。
“抢救”了近三个小时，一代船王最终与世长辞。
卢作孚自杀后，被安放在白手起家的轮船“民生”号上，送回他曾经奋斗过的北碚，安葬在民生新村附近的小山坡上。
但令人心酸的是，这场葬礼，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像样的告别仪式，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的，只有北碚民众和一些公司老人。
以前，公司员工殉职，无论财政如何困难，卢作孚都举行隆重的祭礼，经理彭瑞成去世，他也发三千元补助，并题写悼词。
可如今他去世了，却是这般安静。
四川省主席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个人享受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公的一生，常身兼数职，但自己只领普通工资，其他都捐给了文化、教育事业。
他资产上亿，却连一台时髦的收音机都不给家人买，家人坐民生的船，要按规定买票。
他也没有给妻儿留下任何遗产，自杀之前，他只给家人留下两句简单的话：“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跟孩子们好好过”。
“中国最后的一位大儒”梁漱溟谈起往事，依然对挚友满是敬佩：“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并称赞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可比古之贤哲”。
但比起去世的心酸，更让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位贤哲，在三十多年后却越来越鲜为人知。
甚至没人记得他最初安葬的位置，一任墓地荒草萋萋。
到了1988年，才有好心的市民和民生老人自发地出钱，为卢作孚捐钱修碑，聊表敬意，从那时起，卢作孚的事迹，才像考古发现一样，重新为世人提及。
前些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来重庆主持节目，请了很多嘉宾，有教授、明星、地方史专家，请他们说一说重庆著名的历史人物。
他们畅谈古今，提了一长串光辉的名字：邱少云、刘伯承、聂荣臻、秦良玉……
然后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片刻之后，吴小莉缓缓地说：
“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泽东说过，这是一个不能被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
“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