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1902—1979）实验胚胎学家，浙江鄞县人（今属宁波鄞州）。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站副站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和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者。早期在脊索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方面，有独创性发现。五十年代开始，系统研究了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动物学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丰富了实验胚胎学理论。六十年代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在鱼类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作用，提出了独特创见。他在研究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经济鱼类育种的新途径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先后发表论文和专著七十余篇。
童第周1902年出生于鄞县赤堇乡童家村，有兄弟五人，父亲以教书为业，家境虽清贫，但父母仍尽全力让孩子们“知书达理”。意第周幼年在童家村冠山小学接受启蒙教育，他聪颖好学，偏爱大自然，尤其喜欢窥察各种小动物的奥秘。童家村四面环山，风景十分秀丽，那漫山的郁郁丛林，那深谷里的潺潺溪流，是他和小伙伴们遨游的天地。他们找蝌蚪，捉青蛙；钻林子，捕蛇蝎、蝶螈；爬树掏小鸟，发现奇特的就用笼子养起来，细心观察。对孩子们来说，蛇蝎是较神秘的，越是神秘，吸引力越大，童第周不满足于一般的观察，常常动手解剖，深究其内脏。幼年时代的这些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为他后米攀登生物科学的高峰奠下了基石。
1918年小学毕业，家境困难，无力升学。后来他的三哥童第德（藻苏）从北京大学毕业，任教下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市第一中学）。得力于三哥的支持，他考进了宁波效实中学。入学后，因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终考，数学仅四十五分，校长令他退学或降级，经再三请求，才勉强答应跟班试读一学期。他深知乡下贫家孩子求学不易，立志发奋读书，每日天不亮就悄悄起床，借校园路灯看书，背诵外语；晚上同学们都睡，他又去借路灯夜读；值班老师把路灯关掉，命他回房，他常常趁老师不注意溜到厕所外面的灯下看书。经过加倍努力，终于赶了上来，期末各科考分都大幅度提高，数学竟考了一百分。192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效实中学，当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定上了为中国生物科学研究事业献身的道路。
1927年下半年大学毕业了，他踏进社会，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暴政的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神州大地的贫穷和落后，他的心紧缩了，深深感到前途艰难。下一步怎么走？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心愿，准备找一个理想的地方，发挥才能，为振兴中华出力。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地方？不得已，只好找一条迁回道路，在亲友们资助下，他决定出国深造。是年到达欧洲比利时，先在布鲁塞尔的一所实验室里找到工作，不久，进入比利时比京大学生物系学习。这是他崭露头角，学业上收获最大的时期，他发表了许多论文以及对生物胚胎学的独创见解，受到欧州科学界的高度赞赏。一九三七年初毕业，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匆匆赶回阔别多年的祖国，满以为可以发挥才能了，可是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的前夕，国势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对外卑躬屈膝，步步退让；对内强施苛政，广兴战乱，内外相煎，大好河山已是满目疮痍。
他怀着怅然的心情，就任于国立中央大学。不久“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国难笼罩一切，教学和实验倍加困难了，停电是常有的事，许多连续性实验无法进行。每遇这种情况，他便把实验仪器和显微镜搬到室外，一连五六小时，头顶烈日，潜心于“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工作。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深知时间的珍贵，而高峰尚在遥远处，他决心像战场上前战士那样，不惜代价冲上去。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生命和细胞的起源、物种的形成、遗传与变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工作，获得许多独创性的发现，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重视。
1948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赴美，在耶鲁大学担任了研究员工作。他立志要在研究遗传和转变遗传这一生物学的难关面前，取得更大突破。
1949年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年近半百的童第周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长夜见曙光，顿感年轻了许多。没有任何犹像，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光荣地参加了建国大典。
此后，他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等职。工作多了，担子重了，但他始终没间断实验工作。他选择中国特产的鱼类——文昌鱼为研究对象。文昌鱼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过渡特征的动物，在生物学上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正是由于童老的实验和创见，才最终确定了我国文鱼在动物学上的地位。
自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遗传学，一度曾是国内外科学界瞩目的“神秘百慕大”。确立了马列主义世界观，掌握了科学方法论的童老，以他超人的远见卓识，决心冲破禁区，攀上高峰。当别人尚在设想的时候，他已经着手进行“细胞核与细胞质相互作用”的试验，引起国外的极大反响。
1972年，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美籍华人）牛满江主动提出与童老合作。是年冬，他们以金鱼和鲫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第一步实验。七三年春，童老在老伴叶毓芬同志的协助下，取出鲫鱼卵细胞质里的信息核糖核酸，在显微镜下，用针注入到金鱼的受精卵中。不久，一种全新的小生命渐渐长大了。他们发现遗传信息发生了奇妙的变异，金鱼特有的长裙式尾巴不见了，取代它的是如鲫鱼一样的单尾。此后又进行了两栖动物蝶螈与金鱼“交互作用”的试验，使金鱼身上长出了一个两栖动物所特有的平衡器来。童老的艰苦努力，为我国实验胚胎学和遗传工程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童老无例外地也惨遭迫害，长期蹲牛棚，远离了试验室和学术课题，健康日趋恶化。但他坚信乌云遮日只是暂时的，党不会抛弃一个赤诚的科学家。这一天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郑重其事地把童老介绍给大家：“这是被‘四人帮’罚去‘劳改’的童老。”“这简直是糟踏圣人！”一九七六年，童老夫人逝世，他失去了生活上的伴侣，失去了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打击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消沉，死了才算休息，活着就要战斗，他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决心用双倍的努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此时他已过了古稀之年，人老更觉家乡亲，工作之余，他常怀念鄞县老家和亲人。他曾多次写信给族侄童明福，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童家村干部进京办事，他总要请到家里来叙谈；他还设想过如何为家乡筹办一个机械化养鸡场。
1979年初，他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阔别多年的浙江杭州视察。他不顾旅途劳顿，毅然决定参加出席浙江省科协召开的科技大会。会上，他和代表们亲切交谈，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浙江有很好的文化基础，是出人才的地方，应当保持和发扬这个传统……面对台下炽热仰望的面孔，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声音高了，手势重了，但没有高谈阔论，没有传道解惑式的说教，和乡亲们谈谈肺腑之言吧，一颗以强劲的频率跃动了七十余高龄的游子心，第一次用最随便的方式坦露在家乡亲人面前。
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市北京医院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