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字仲辉，浙江绍兴人，1950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4月，国共谈判期间，一名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利用国民党的专机，偷偷将数百万亿元的金圆券从北平运到了南京。这个人是想趁国难之际发横财吗？当然不是，这笔巨款，他没有拿一分钱，而是全部交给了江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将这笔钱投放在江南的国统区，以达到扰乱国统区经济秩序的目的。
这位帮助中共偷运巨款的国民党谈判代表是谁？他为什么要帮助中共做这件事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被称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
神童举人，追求新学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原名景奎，邵力子这个名字是他在1910年10月创办《民立报》时为自己改的。当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这句中取了“力子”一词为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他这一生，为中国的和平事业真的是勤劳了一辈子。
▲邵力子家乡浙江绍兴邵家溇村一景。
邵力子的父亲邵霖，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江县县丞。邵力子出生后，长期由叔父邵莲坡抚养。幼年的邵力子因聪颖曾被乡亲们称为“神童”，加之邵莲坡是廪生，又对侄子非常疼爱，亲自教邵力子读书识字，学习上对其要求严格，因此邵力子的学习一直很好。邵力子20岁时参加了乡试，以一篇《振兴实业论》的策论，被取为举人。中举后，家人催促他到北京参加殿试以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邵力子觉得清政府太腐败无能了，国家命运多舛，取得功名又如何？那时候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与此同时，新的文化思潮逐步兴起，这些新的思潮触动了年轻的邵力子。经过认真的思考，他毅然决定，放弃参加殿试的机会，去求新学！
邵力子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并进入“特班”。特班是南洋公学为培养高级人才而设立的，旨在“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当时负责特班教学的正是他的同乡蔡元培。蔡元培不但知识渊博，而且思想进步。邵力子在这里得以看到很多进步书籍，学习到了很多新思想。后来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继而引发了学生抗议学校专制的学潮，邵力子决定离开南洋公学。之后他求学于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公学，25岁时赴日本学习新闻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一直坚持用报纸传达新思想。回国后，他也一直坚持创办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的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邵力子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26岁加入同盟会，算是国民党的元老了。邵力子还曾经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因革命活动的需要，党组织决定让其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员身份。此后，邵力子一直秉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争取国家和平鞠躬尽瘁，因此被称为“和平老人”。
重庆谈判，满怀希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饱受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和平的日子能够从此开始。当时国内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它们将何去何从？它们将如何领导这个国家？这是所有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这时候的蒋介石连连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而中共方面也同意了。这令无数人感觉到了希望。邵力子内心更是激动不已！
1945年8月28日下午，重庆九龙坡机场，邵力子与几百名各界人士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3点多，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随后飞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他们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走下飞机。邵力子等人热情地走上前去迎接。在当晚的欢迎晚宴上，邵力子盛赞毛泽东、周恩来此次赴重庆是“对和平最有诚意的表现”，一次又一次举杯，提议“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而干杯！”
然而，谈判的进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坎坷与艰难。国共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其中又以军队改编和承认解放区问题为两个矛盾焦点。邵力子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被蒋介石指定为谈判代表。邵力子深感这次谈判是严峻的。他的内心认为中共提出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可以接受，但是作为蒋介石指定的国民党谈判代表，他又必须按照蒋介石给的原则去谈。如何在谈判中取得平衡，最终达到和平建国的目的，其难度不可谓不高！但是国共合作是他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为了四万万同胞能够过上和平的生活，邵力子决心全力以赴，坚信“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此后，各种有关和谈的大小会议他都参加，遇到国共双方代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就竭尽全力地去调和。既要维护国民党的有关利益，又要考虑满足共产党的合理要求，他因此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处境十分的艰难，有时真的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虽然如此，他还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和谈向成功的方向推进。
经过谈判双方的反复协商，在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邵力子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兴奋地对人说：“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势力，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都将在我们的努力下一起被消灭了，真是可庆可贺！”
谈判取得初步成效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中共方面希望立即停止内战，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宣布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这个会议从1月10日一直开到了3月31日。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双方都展开了激烈的舌战，也经常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谈判的硝烟中，邵力子始终秉持要在保障和平的前提下解决一切争端。他始终保持着理智，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运用智慧与胆识，不断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沟通和平衡，为两党之间的调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各方的努力，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达成了《政协五项决议》。和平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和平的希望刚刚燃起，蒋介石却悍然撕毁协定！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面对这样的结果，邵力子的内心无比的失望。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中国啊，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和平？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邵力子坚决反对，他说：“在国家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他拒绝担任国大秘书长，也坚决拒绝参加国大的选举。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是他要坚决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几天后，周恩来为抗议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非法召开伪国大，带领中共代表团离开了南京，返回延安。邵力子又冒着风险，独自一人去送行。
虽然没能阻止内战的爆发，没能得到想要的和平，但是邵力子从不放弃任何将中国推向和平的努力。邵力子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书，他在家里放一套，在办公室放一套，经常拿起来看。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在他的心里一遍遍回响。只要能为中国人民谋得和平，邵力子愿意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八万斤白面，偷运解放区
1948年3月7日上午，位于南京的国民参政会传达室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见邵力子。在邵力子的副官马德禄的引导下，邵力子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客人。待马副官走开后，其中一个自称姓李的客人突然弯腰将大衣的衣角撕开，从里面拿出一封信，交给了邵力子。邵力子打开信一看，立刻认出了写信人的笔迹，正是董必武先生！邵力子激动地对来客说：“你们离开南京已经整整一年了啊！”
正是一年前， 由于国共关系破裂， 董必武率中共办事处人员离开南京回延安，邵力子不顾安危，同张治中一起赴机场送行，依依惜别。
那么，这次董必武派人来南京找邵力子，又如此神秘，是为了什么事呢？原来，董必武是想托邵力子设法从国统区搞几万斤白面运到华北解放区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国统区， 大米、 白面已成为禁运品，凡车船装运，均需持有粮食部签发的运粮证。如被查出是私运，会受到严厉惩办。
这时，客人介绍情况说， 他们知道国统区现在是物价飞涨，但是解放区的情况更加困难，有钱都买不着粮食，尤其是大米白面。眼下正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很困难，就连中央机关首长都已断了半年的细粮。董必武叮嘱他们说，中央机关可以克服困难， 没有粮食， 春天来了可以发动大家去挖野菜， 但无论如何也要搞点细粮白面供应伤病员和中央机关保育院的孩子们。董必武还请来者捎话说：“1万斤不少，10万斤不多。”
一下子搞这么多粮食，还要偷偷运出国统区，运到解放区，其难度之大双方都是了解的。但是，这个忙，邵力子决定帮。他考虑了片刻， 想出一个办法，决定试一试。于是他便给粮食部的一位叫徐恭让的人打电话， 让他来一趟。这位徐恭让曾做过邵力子多年的秘书。抗战胜利后，徐恭让正好在国民党政府粮食部任职。邵力子对徐恭让的为人很了解， 他对客人说：“徐恭让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他办事认真可靠，也很有能力。”徐恭让接到电话后，就马上驱车赶来。邵力子把他介绍给客人后，说：“这两位朋友，远道而来，想从你们粮食部开一张运粮证。”徐恭让问：“从哪里起运，发至哪里？”客人说：“从上海装船发往天津中转。”听说是运往北方，徐恭让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他诚恳地回答说：“我的权限只能弄到不超过8万斤的运粮证，多了要呈报上面核批。”客人立刻接话说：“那就8万斤吧！”
第二天，徐恭让就把粮食部的运粮证开来了。为了万无一失，徐恭让征得邵力子同意后，亲自陪同两位客人去了上海。徐恭让是立法委员马晓军的内侄，他通过马晓军的关系，从孔祥熙在上海经商的儿子孔令侃手中弄到了8万斤白面，装船后立即发往天津转运至华北解放区。
董必武非常感激邵力子帮的这个大忙。1949年2月，当邵力子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时候，董必武就急着要见到邵力子。一见面，他就久久地紧握邵力子的双手，激动地说：“感谢你在去年春上援助我们8万斤白面，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邵力子马上接着说：“应该，应该，可惜做得太少了。”
两赴北平，推动和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也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求和。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提出和谈的五项条件。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针锋相对地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16日，蒋介石邀请邵力子、孙科、张治中等人就毛泽东所提出的和谈条件征询意见。邵力子直截了当地说，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已然战败，当下应以战败的态度求和。他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也对蒋介石的此次求和并不信任，只是一直追求和平的他，仍然不愿放弃任何一次实现和平的机会。
▲1949年2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南京机场合影，前排左起：童冠贤、吴铁城、于右任、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随后，国民党决定先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探探和谈之路。按照李宗仁的意思，这支代表团是先去敲一敲和平之门的。邵力子又一次直截了当地指出，和平之门一直就是敞开的，只需要有诚意的和谈态度，不要像以前一样假和谈，如果还是从前那样，不如就别去了。邵力子非常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态度真诚，把握住这次和谈的机会。最后，代表团由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邵力子推辞了请他做首席代表的邀请，而是以私人身份随团前往。
2月14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受到了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在商谈中，代表团成员诚恳言和，表达了殷切希望和平的愿望。邵力子在中共的接待宴会上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盼切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接触，四位代表一致认为和谈的障碍不在北方而在南方。27日，邵力子与代表团飞回南京，并带上了一封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邵力子在接风宴会上说：“和谈前途困难很多，希望甚大，感到快慰。”他向大家传达了和谈的希望，鼓舞了人们和谈的信心。
随后，国民党政府正式成立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成员有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邵力子又一次推辞做首席代表，推举张治中担任。虽然邵力子坚信，此时国内的形势，和谈虽为上策，但是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仍然不少，邵力子不免感到一丝悲凉。但是和平一直是他的夙愿，他决心为和平大业做最后的努力，自己多年的追求和奔波就在此一举了！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乘专机抵达北平，开始了与中共和谈代表团的接洽。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周恩来，成员包括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虽然此时李宗仁是代总统，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仍然操控在蒋介石手中。邵力子对黄启汉（李宗仁在北平的联络员）说，指望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了，只能寄希望于桂系，只有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才能对整个局面起到推动作用。他让黄启汉把他的意思转告给李宗仁和白崇禧。7日、8日，李宗仁和毛泽东互通电报，交换了和谈意见。
13日至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举行正式会谈，最终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八条二十四款。国民党代表团经过详细研究后，一致认为应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毅然决定接受此协定。双方确定4月20日为签字日期。15日当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飞回南京进行请示。然而，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大骂“丧权辱国”。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随之，解放军开始渡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
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看到这种情况，焦急万分，他们急忙致电李宗仁：“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李宗仁回到桂林以后，国民党的说客络绎不绝。邵力子他们再次致电李宗仁：“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只可惜，李宗仁没有听进他们的意见，还是去了广州。邵力子和章士钊万般无奈，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安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是回？是留？
和谈破裂了，南京政府要求和谈代表团返回南京。这对代表团成员来说，是一次至关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人生抉择。回去，将面临什么？不回去，又会面临什么？早在代表团出发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因此，代表团如果回南京，很可能会遭到不幸。如果不回去，也可能会被扣以叛徒的罪名。
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去留问题的时候，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留在北平！因为他早就打定主意，和谈不成功不返南京。在出发来北平前，他就找到孙越崎一起商量，想带夫人傅学文一起走。他说：“现在和谈问题，蒋介石在奉化操纵，李宗仁失去自主权，看来和谈是不一定有成功希望的。和谈不成，我是不会再回南京，这点你是知道的。因此学文一定要同我一起走。”但是他又顾虑：“但现在外边已有谣言，说我不是去和谈的，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如果学文同我一起走，谣言将更大，对和谈不利。不走吧，她一人在南京有危险。”夫人傅学文也说：“我一个人不敢留在南京，我要一起走。”孙越崎也觉得如果带夫人一起去北平，容易落人话柄，对和谈不利。便给他们出主意说，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到时邵力子肯定最早知道和谈是否能够成功，如果不成功，马上给孙越崎发个电报，就说换季衣服没带够，请家里送衣服来，届时以此为借口，由孙越崎帮着买机票把邵夫人送到北平去。大家认为此计可行。后来，在和谈期间，邵力子就托李宗仁在北平的私人代表刘仲容等人乘专机去南京之际，把夫人傅学文接到了北平。邵力子想的和做的都很周全，因此，已无后顾之忧。
▲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邵力子在北平送傅学文南下时留影。
邵力子动员其他代表也留下，以免凶多吉少。张治中比较犹豫，邵力子提议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也接来北平，免除后顾之忧。周恩来也来劝张治中，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张治中被感动，决定留下。张治中的家人后被中共地下组织安全护送到了北平。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全体经过慎重考虑，集体留在了北平，等待新的局势来临，再做和平努力。
战争形势不断变化，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等人联络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委员50多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政权脱离关系。从此，他们彻底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以新的姿态开启了新的人生。在接下来的岁月中，邵力子为新中国贡献了自己余生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情系民生，梦系统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邵力子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新的国家百废待兴。邵力子的内心充满了热情，他要为新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余热。他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会议，参与了多项开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历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同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等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在国内，他为国家各方面建设亲力亲为、鞠躬尽瘁；在国际上，他代表国家出席国际重要会议，为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声，为世界和平贡献一己之力。
▲1951年5月，邵力子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身份到外地考察，图为到达安徽蚌埠火车站受到欢迎的情况。
他身兼数职，不辞辛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国家的各种建设中去。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讨论中有他的独到见解，宪法草案的讨论中有他的真知灼见……无论作为身居要职的大人物，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名普通百姓，他都身体力行地做着他想做的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邵力子结合当时抗美援朝实际撰写并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中国人民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一文，指出：“全国人民应认识到现在必须加强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日本侵略我国是从朝鲜入手的，美帝国主义现正以日本做它的侵略基地。美国武装日本的阴谋如果实现，必然要利用朝鲜来侵略我国，目前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11 月 5 日，民革中央召开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座谈会。会上，邵力子作了《分析美帝侵朝战争和我们援朝的意义》的中心发言，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目前已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祖国的领土安全，所以，从任何角度看，我们都不能坐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而置之不理！” 一向生活简朴的邵力子，将省吃俭用积攒的钱都慷慨地捐献出来用于支援国家购买飞机、大炮。他还积极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送年轻的子弟去参军，鼓励年纪大的积极参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前线。就连别人寄给他的信，他都要把信封留下来，翻个面糊好了留着以后寄信用。
▲邵力子在视察中，深入了解情况，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这是他就宿县、阜阳灾区情况向中央提出减免农税等建议致齐燕铭副秘书长的信。
邵力子敢任敢言，关心百姓疾苦，时刻把人民记在心里。1951年，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率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淮河治理的情况。他在视察中发现泗县、灵璧的民工生活非常艰苦。民工领了工粮以后先去把细粮换成粗粮，这样能多得几斤粮食，但还是不够，再掺上野菜，做成饼子充饥。还因为没钱买盐，影响了劳动和健康。区县限于经费不足，也无力补救。而这些民工还需要缴纳农税，还清贷款等，但他们根本无力支付。邵力子向中央申请特许宿县、阜阳两个重灾区的民工可分期还清贷款或者政府对其农税予以减免。由于他勤于体察民情，为民工排忧解难，深得民工的敬仰。
邵力子一直为祖国的和平事业尽心尽力。虽然大陆已经解放了，但是国家尚未统一，远在台湾的那些曾经一起奋斗的昔日国民党元老、同事、朋友，无一日不令他牵挂。他对夫人说：“我奔波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国安民康，至今海峡两岸父老兄弟姐妹还不能欢聚共享天伦，真让人心不安。”1949年经邵力子牵线，孙越崎回到大陆。同年年底，邵力子获悉国民党驻法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工作人员联名通电起义。他写信给大使馆公使凌其翰，对其义举表示高度赞赏，认为其义举给在巴黎起义的外交人员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想从香港回内地，但自感有罪，不敢回来。孙越崎告诉翁文灏，有邵力子在北京，可请其帮忙。经过邵力子联系，1950年12月翁文灏回到祖国，一家祖孙四代得以团圆。
邵力子还积极地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广播、国内外报刊等方式，向远在台湾和海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们进行宣传和争取，特别是在春节、中秋这样的传统佳节之际，以及孙中山诞辰、逝世纪念日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邵力子担任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精神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他充满激情地号召台湾国民党员归来参加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你们勾留海外，岁月稽迟，当此秋高气爽，是谁都要怀念祖国家友、故乡田园的。”“归来吧，及时归来参加盛典，一叙契阔吧！”纪念活动还包括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发行了孙中山纪念邮票、制作了特别金质纪念像章等，表达了邵力子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怀念与敬仰之情。
就在去世的前一天，邵力子还对拜访他的张丰胄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和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他讲道，台湾自古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事业是人心所向，盼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国、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