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一个在中国外交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他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外交姿态，恰到好处，刚柔并济的外交手段，注定让他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贡献成为了中国外交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钱其琛
年少有为，担任要职
钱其琛祖籍江苏嘉定，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天津市。十四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开始了他的工作。
不管是天津还是上海，都是当时进步人士聚集，进步思想传播的主要地点。在天津和上海两地长大的钱其琛从小就接受革命思想启蒙，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励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斗。
钱其琛的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一九四五年，还不满二十岁的钱其琛就已经是上海党组织中重要成员，可见他的能力。
学生时期的钱其琛在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方面有些过人的表现。
他不仅参与领导了上海学生运动，还发动并带领同学们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纪念“五四”，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争生存、争自由的万人营火晚会和全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示威游行。
在一众学生当中，稚嫩的钱其琛一直冲在前面，担任着带头的角色，满眼的坚毅，丝毫没有害怕退缩的意思。
学生时代的那些经历让钱其琛迅速地成长起来，他很快就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二十五岁就已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但是，职务对于钱其琛来讲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年少有为的他并没有因为担任要职就忘记自己的初心，相反，之前的革命经验让他一直注重学习。
钱其琛认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积累新知识，才能够扩宽工作思路，更好地做好工作。学习也给钱其琛带来了很多新机会。钱其琛曾经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一九五四年他就被组织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在苏联学习的那段时间，钱其琛不仅认真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学习任务，还在苏联认真留意苏联共青团工作模式，吸取他们的工作经验。回国后，钱其琛又充分考察中国国情，将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结合实际运用在我国的共青团工作中。
纵观钱其琛的工作履历，用“年少有为”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其琛在工作中的表现都十分出色。年少有为可能是天分过人，但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不断学习，追求进步。
优秀的外交官
一九五五年，钱其琛以苏联使馆二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外交工作。那时候的钱其琛才二十七岁，还很年轻，工作经验并不丰富。尽管如此，钱其琛依然在使馆的政治活动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工作能力，让很多人对这一位还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钱其琛先后担任了中国驻苏联使馆参赞，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等职。
这段时间也正是世界政治舞台上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不仅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同时还有联系好同阵营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大国形象。这是这段时间复杂的工作锻炼了钱其琛，为他后面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钱其琛真正扛起了我国外交的大任。然而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东欧解体，苏联剧变等等大事件都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并不乐观。
但是作为当时外交部带头人的钱其琛却丝毫不畏惧，他带领着中国的外交队伍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敢于争斗，善于应对，积极又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不仅冲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还推动了中国发展，实现了中国与印尼复交，中韩建交这样的对外工作新局面。
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
钱其琛在处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问题上可谓是“一把好手”，除了他之前在苏联有过学习经历，对于苏联有着较为详细的了解之外和他本身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外交问题看法清晰，了解透彻也是分不开的。
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那一场令后人称道的只有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那还是外交部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不断恶化，从前的“老大哥”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风度，两国关系一度走向对立状态。但是随着苏联领导人的不断更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当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讲话出透露出了愿意改善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意思。勃列尼日涅夫的这段讲话一出，中国很快就从中得到了勃列尼日涅夫想要表达出的信息。
勃列日涅夫
很快，外交部就针对勃列尼日涅夫这段发言做出了回应。
当时，钱其琛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由他负责回应勃列尼日涅夫发言的新闻发布会。三月二十六日，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召开了外交部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受到了中外的广泛关注，有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应邀出席。大家都在期待中国外交部会有什么反应，期待这位新闻司司长会在发布会上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新闻发布会按时开始，记者们的目光纷纷对准钱其琛。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没有长篇大论，钱其琛只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 三月二十四日 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三句话说完之后，记者们没有提问。声明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话，但是却明确的表达出了中国的立场以及对待中苏两国关系上的态度。
中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主要问题不辩自明。所有的人都被这三句简短的声明震撼到了，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就竖起了大拇指，对钱其琛说：“很好！”
这位苏联的记者显然是听出了三句话当中不同寻常的意思，要想真正恢复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只靠领导人嘴上说说，重要的还在实际行动。
一场史无前例，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记者问答的新闻发布会就这样结束了。他好像结束得很突然又及时，发布会内容虽然简洁却有力。这场发布会可谓是中国外交历史上值得被记住的一场发布会。
第二天，不仅《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这份简短的声明，西方的五大通讯社以及其他媒体都纷纷报道发表评论。
“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 预示着对抗了30 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这三句看上去简短的话，却是世界局势改观的前奏。
柔中带刚的外交风格
钱其琛在各种外交场合上总是给人一种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感觉。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散发着儒雅的气息，如果他不开口说话，你完全想不到这是一位伶牙俐齿的外交官。“用简单的话来讲，他的风格就是柔中带刚。”这是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对于钱其琛的评价。
欧盟大使丁原洪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已经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赶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葬礼，但实际上，就是风起云涌的外交场合。而这一次葬礼的焦点，只在中国。
因为裕仁天皇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从小就接受武士道精神教育的他在即位后，同意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因此，我国对于天皇裕仁葬礼的态度就成了各方面都关注的焦点。是否要派人去参加葬礼？派什么人去参加葬礼？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一次被派去日本出席葬礼的人，身上背负的都是沉重的责任。他在葬礼上的表现不仅会受到国内大众的密切关注，也会受到国外媒体的特别照顾。经过多方面考量和权衡之后，中央最终决定派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出席葬礼。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东爆发海湾危机。中东一直都不是安宁的地方，而这一次，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因为领土和石油争端再一次将中东陷于炮火之中。
“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这样的声音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在中国派人去参加天皇葬礼的前夕，出现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前兆。
针对日本这些不负责任，不顾历史事实的说法，外交部也很快做出了回应。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
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 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对于日本的态度一向鲜明又坚定，除了中国之外，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这样推卸责任的态度也十分不满。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本首相只能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但是。在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的事向中方作的说明中依然可以看出日本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这样不友好的背景下，钱其琛带着压力和各方面的关注来到日本参加葬礼。钱其琛是二十三日抵达日本，“好戏”在二十四日开始上演。二十四日，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在东京饭仓公馆与钱其琛见面。
这次的会面，日本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再一次就日本首相在国会关于侵华战争问题的答辩表示了遗憾，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这次的“表示遗憾”依然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前有首相推卸责任，否认历史；后有外交官出面解释，表示遗憾，日本的这一番行为不仅将中国再一次架到了各方面都关注的焦点上，又把处理事情最后的态度交给了中国。这样的关注就好像是有人无端指责你，然后又向你道歉，最后路人还把目光都对准了你。
面对日本外相的一番说辞，钱其琛很快就做出回应，他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 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这番话不仅诚恳，也直接指出了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的逃避历史，逃避责任的态度。
下午，日本首相又紧急会见了钱其琛，他上钱其琛表达了希望中日有好发展的态度。“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这是钱其琛在下午对日本首相说的话。
这句话很快就成了第二天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出现了很多报纸的头条。日本这次在葬礼上的态度和葬礼前夕的态度大不相同，这样巨大的态度转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钱其琛在日本期间的表现，却不失一个大国外交官的风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态度的转变和钱其琛也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
中东问题中彰显的大国责任
石油问题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石油，这一巨大的自然财富让很多国家都对难以逃离石油的诱惑。他像是上天赐给中东的礼物，但是因为这份礼物，又屡次让中东陷入危险之中。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东爆发海湾危机。中东一直都不是安宁的地方，而这一次，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因为领土和石油争端再一次将中东线于炮火之中。
在武器实力的现实悬殊面前，科威特选择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可想而知的是，谈判失败了。伊拉克向科威特出兵，在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里，科威特全境沦陷。
在 海湾危机这样一个对世界有着严重影响的事件中，中国必须要站出来，维护世界和平，发挥大国责任。这样危险又重要的任务落在了钱其琛的身上，他很快就飞往中东，会见了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中，前几称一遍又一遍的表达了中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意见和态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国际争端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而不是武装入侵。”
大多数的国家也并不想参与到战争之中，他们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中东当时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相关国家，而在于伊拉克。一意孤行的伊拉克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以，钱其琛最终还是抵达了巴格达机场，他要和伊拉克的领导人好好聊聊。
他首先见到了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在和阿齐兹交谈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伊拉克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并不惧怕科威特背后的美国，尤其是伊拉克当时的领导人萨达姆。
但是，钱其琛并没有放弃。他还是坚持要见到萨达姆，希望通过自己的劝说能让萨达姆停止疯狂的行为。萨达姆本人十分狂妄，他不仅高傲自负而且还很多疑。
在和钱其琛外长会谈的时候，萨达姆只在中间片刻休息的时候把配枪放下，其余时间一直将配枪带在身上。也就是说，钱其琛在和萨达姆交谈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下。
萨达姆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外长不以为意，十分不配合与中方的会谈。在钱其琛与他会谈的期间，萨达姆不仅向钱其琛讲述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深仇大恨”，还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伊拉克的种种阴谋。
萨达姆丝毫不理会钱其琛的劝说，一副自负且狂妄的样子。尽管如此，钱其琛还是对萨达姆说：“中方有着坚定的立场，从来都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你大可相信中方此行全是为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未来着想，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
萨达姆
“科威特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像中国的香港问题。”萨达姆的一番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气氛一下子变得焦灼起来。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只是迫于各种原因被英国租借99年，中方也是同英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才将香港收回，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的性质有着极大的不同。”钱其琛立刻用历史否定了萨达姆的这个说法。
不管钱其琛多么努力地劝说萨达姆，萨达姆的态度让这场谈话注定是失败的。会议最后以萨达姆的“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时，伊拉克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这番话结束。
在中方谈判失败之后，美军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事实向萨达姆证明了，他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想法最终只能是虚妄而已。而钱其琛在中东问题上的表现，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和责任。
如今，钱其琛已经离世。斯人虽逝，风范长存。他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人民不会忘记！超级外交家——钱其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