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1910—1985），生于江苏常州金坛，祖籍江苏丹阳，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24年华罗庚从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1931年被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193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春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在归国途中写下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之后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1年当选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同年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数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毛主席在后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卑贱者，若说出身低微，那卑贱者则最聪明，比如华罗庚先生，他之前是个初中毕业生。”正毛主席所说，华罗庚的出身是很低微的，他来自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店。这样的出身说不上十分贫寒，但也肯定和富裕沾不上边，也只是寻常人家。可就是在这样的寻常人家，却走出来了一位日后的中国数学巨匠。
从很小的时候，华罗庚就展现出了和同龄人不相称的一面，他喜欢动脑筋，而且往往因为思考过于投入而失神，他也因此被同伴们称作“罗呆子”。父母似乎也发现华罗庚与众不同的一面，他们也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大精力，供他先后在县城的仁劬小学和金坛县立初中读书。而华罗庚在读书之余，就在父亲的小卖部里玩耍或帮忙，而他似乎对小卖部的账本展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起初，父亲并没有在意，只当是小孩子好奇心重。事实上，整个小学阶段，也没人发现华罗庚的数学才能，他的第一个伯乐是初中老师王维克。王维克最早意识到了华罗庚的数学天分，并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他，而华罗庚也拿出了不俗的成绩印证了他的期待。从那以后，王维克就笃定这个孩子以后肯定会有出息，他就此事说：“当老师一定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有浪里淘金的耐心。”
可问题在于，不等他的期许实现，华罗庚却无法在数学道路上走的更远了，因为他的父母已经不打算继续供他读书了。华罗庚的家境毕竟还是很普通的条件，在温饱以外拿不出更多的钱做长期投入，无力负担学费的父亲打算让孩子退学。因此，尽管当时的华罗庚已经考入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最终不得不因为拿不出学费而退学。
从此以后，华罗庚就再没有机会深造，终其一生也只有中学文凭。他的恩师王维克在知道这件事后，还是十分痛心的，可他也帮不上更多地忙。于是，在王维克的推荐下，华罗庚回到母校担任庶务员，也就是在机关里管杂事的职员。不管怎么说，华罗庚有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有了一个更有利的环境用于学习，这也是一件好事。
可命运却总是薄情的，华罗庚不久后得了伤寒，不仅卧床五个月，左腿还留下了残疾，这对他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好在华罗庚心性足够坚韧，对未来充满乐观，他不仅没有气馁，还充分利用此后的时间来学习。五年的时间里，他相继攻克了微积分、大代数和解析几何等几座数学大山，其数学能力获得极大进步。
看着儿子对一堆数字如痴如醉的模样，父亲很是忧虑，因为担心儿子虚度人生，他甚至好几次想把儿子的书给烧掉，可终究没能狠下这个心。也多亏了华罗庚的父亲，他对儿子的爱与支持也是这个数学大家成长的必要条件。
当时间来到1930年，此时的华罗庚刚满二十岁，而他因为发现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论文有错误，就写了一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社刊物上。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华罗庚的命运。不久后，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看到了这篇文章，他惊叹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华，说：“这个人不是留学回来的，就是个大学教授。”
彼时一心求才的熊庆来就有心将华罗庚挖掘过来，于是就开始四处打听和联系。然后，熊庆来就听到了一个让他无比诧异的结果：“华罗庚不是大学教授，也没有留过学，他只是初中毕业，目前在经营自家的小商店。”“啊，真的只是个读过初中的小店员吗？”熊庆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事实就是如此，使得他在震惊之余也暗自惊叹起来。熊庆来并没有就此放弃华罗庚，一心求才的他并不拘泥于人才的来路，所以他最后还是向华罗庚发出了邀请，想请他来清华工作。
对于这个邀请，华罗庚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在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后就买票去了北京。于是，在1931年的一天，清华教师唐培经拿着华罗庚寄来的照片在北京火车站接车。不久后，就看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年轻人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这让他无比惊讶。这便是华罗庚与北京的初相逢了，他人生的篇章在这一刻正式翻了页。
在来到清华后，华罗庚并没有直接走上教师岗，而是以助理身份管理信函和图书资料，有时候还会做些打字员的工作。而在工作之余，华罗庚就自学大学数学课程，有时候也会去课堂旁听。一年以后，华罗庚已经将大学数学课程全部学完了，他的表现完美符合了熊庆来的期待，甚至于熊庆有时候遇到问题还要请他帮忙。
因为华罗庚的努力，他在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助理教师，随后又成为了讲师，正式开始了执教生涯。到1936年，为了进一步发掘华罗庚的潜力，熊庆来还为他争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资格，等到他学成归国，当即被西南联大聘用为教授。
此时，华罗庚才二十八岁，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命运的逆转，成功追上了梦想。在这一过程中，熊庆来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他可以说是华罗庚第二个伯乐。
难能可贵的是，华罗庚没有被成功所困扰，他依旧保留了自己的赤子本心。华罗庚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数学家哈代赞许他说：“你可以在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
可华罗庚却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学位，只想做个访问者。”因而在剑桥的两年里，华罗庚潜心于学术，做出了诸多成果，但他最后还是毅然回国。
此后的华罗庚还有过一次出国经历，而那次是去美国。1946年，华罗庚收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并担任终身教授，此后他便定居于美国，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
很多人认为，华罗庚不会再回来了，可他们并不知道，华罗庚之所以离开，并非是为美国的物质条件所诱惑，而是对国内政治的寒心。
本来在抗战结束后，华罗庚是很兴奋的，他期待我们的国家能够越来越好。可是，国民政府不仅不愿意搞建设，还要打内战，这让他十分失望。最终促使华罗庚下定决心离开中国的，是闻一多之死。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怒斥国民党的暗杀行为，结果他自己也在当天下午被暗杀，时年四十七岁。闻一多的死，寒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这其中就包括华罗庚，在前往美国避难前他曾说：“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绝不愿意出国。”
可见，非是华罗庚贪恋富贵，而是国民政府腐败黑暗，使中国之大，却无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立锥之地。华罗庚去了美国，享受着很好的生活条件，可他却并不贪恋这些，反而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
当一起避难美国的同仁们在圣诞节聚会上谈笑风生时，华罗庚始终面色深沉，他还说：“我们都是因暂时无用武之地才离开中国的，并不准备久居美国，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迟早要回国和同胞们站在一起。”
然后，在1949年的时候，华罗庚就收到了来自大女儿华顺的信：“北平解放了，处处欢腾，新中国建设需要一大批爱国科学家，望归。”受到信后的华罗庚激动地几乎要落下泪来，他当即就感叹说：“共产党真了不起！”
自那以后，华罗庚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躲过美国的监视而回国，他的同事为此很不理解，他们都在问：“你为什么要回国？在这里你才可以更好地从事数学研究。”
而华罗庚则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个人出路。”也许是被华罗庚的精神感动到了，尽管其他人并不想回国，但他们还是愿意为华罗庚打掩护。最终，华罗庚于1950年成功回到了国内，并继续回到清华园担任数学教授和系主任。
1952年的一天，华罗庚受邀参加全国政协的文艺晚会，可来晚了的他却迟迟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
一旁的毛主席注意到了华罗庚，并招呼他坐在了自己的身旁。本来对于坐在毛主席身边，华罗庚还有些拘束，可当毛主席用家乡口音问他：“最近还好吗？”
这时华罗庚的心绪也就平稳了下来，随即回答说：“好的，就是工作忙了点。”毛主席也随之感慨说：“新中国正是需要大批科学家的时候啊。”对于毛主席的这句话，华罗庚一直记在心里，他后来之所以拼命的工作，也正是想多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多做一些贡献。
在那次文艺晚会结束后不久，华罗庚就离开了清华，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成立，由他来担任所长。
而在后来，华罗庚又相继参与了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等机构的成立，而他自己又相继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和中科院计算中心主任。
正是在华罗庚的忘我工作中，诸如王元、陈景润、张广厚等一大批数学人才被挖掘了出来。相信对于华罗庚所交出的这份工作成绩，毛主席也是十分满意的，华罗庚终究是实现了毛主席对他的厚望。
关于华罗庚对毛主席的敬仰，其实还有一件事能说明。那是华罗庚去苏联访问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告诉他：“如果你们遇到了困难，可以去毛泽东的著作中找答案。”华罗庚后来对人说：“我实在认为他说的对，这人可以引为知音，但这话居然不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让我有些憋闷。”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热忱，华罗庚在六十年代就申请了入党，可并未被立即同意，华罗庚于是就给毛主席写了信，还附寄了一首词。
在信中，华罗庚并没有诉苦，而是说了自己对应用数学发展的建议。至于那首词，其中有一句：“勤学毛著脱凡胎，方能入得门来。”在看完他的信和词后，毛主席也是被他所感动，于是挥笔为他写了回信，信中留有“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八个字。被毛主席以壮志凌云称赞的科学家，华罗庚算是独一份了。
在后来的历史中，毛主席和华罗庚还多有往来，如在1969年一起登天安门城楼、1972年华罗庚给毛主席赠送相片。由此可见，华罗庚对毛主席的热爱从未降温过，甚至在1975年他重病初醒后，念叨地第一句话还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事，我还没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住啊。”于是，不久后的国庆节，华罗庚再次给毛主席去了信，希望自己能继续学习前进。
彼时，其实毛主席也在病榻之上，他在看了华罗庚的信后，颤抖着手批示了一句话：“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段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这短短二十五个字，却给予了华罗庚以巨大的力量，支撑着他度过艰难时光。
痊愈后的华罗庚继续奋战在研究工作的一线，他曾这样说：“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华罗庚真正实践了自己这句话，他在生命的最后六小时前，依旧工作在讲台上。
1985年6月12日下午四时，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数理部讲演厅做了《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随后，因为突发心肌梗塞，他于当晚十点去世。
巨人成于渺小，伟大源自平凡，华罗庚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寒门子弟，终成一代数学巨匠，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励志故事，值得人们久久品味。而华罗庚作为知识分子最让人敬佩的地方，还应该是他朴素谦虚、爱国爱家的品质和情怀。任谁都知道，美国有更好的条件与环境，但只有自己的祖国，是最值得自己建设的那一个。
正是因为华罗庚在大义立场上的坚定态度，使得他不仅仅是一个数学名家，更是一个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有了华罗庚式的科学家，我们的新中国才得以复兴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