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县，1901年入私塾。至1910年的10年私塾古文教育，使少年钱穆大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1912年至1922年，先后被三兼小学、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等聘为教师。
1922年，钱穆先生应聘南下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3年秋，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师，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撰成讲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继续编撰在第三师范时未完的《国学概论》讲义，1928年，《国学概论》书成，1931年，由吕思勉先生介绍，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国学概论》是钱穆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
1930年，由顾颉刚先生推荐，钱穆先生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顾颉刚先生请其为《燕京学报》撰文。遂将前撰《刘向刘歆王莽年谱》交顾先生，顾颉刚先生在刊发时将文章名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该文是钱穆先生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是一篇解决晚清道、咸以来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破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力作。
1931年夏，钱穆先生得北京大学聘书，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不久升为教授。1934年，又兼燕京与北平师范大学课程的教授。1937年，完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钱穆先生继《先秦诸子系年》的第二部巨著，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此书一反言清学不及宋学之陈说，指出清代学术渊源于宋学。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钱穆先生南下参加联大任教。1938年迁昆明后，随文学院赴蒙自，后又复迁昆明，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因战时颠沛流离，图书无多，因此将随身携带的中国通史笔记重加整理，1939年，全稿杀青，书名《国史大纲》，这是钱穆先生的第三部巨著。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等迁滇学校陆续返回原地，钱穆先生也离开昆明东归苏州。1946年，社会贤达于乃义先生欲筹建“私立五华学院”，通过李埏先生，敦请钱穆先生来昆讲学，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先生听说，也托李埏先生敦请。最后，决定由两校合聘。1946年，钱穆先生抵昆，同时还代云南大学、五华学院聘请了李源澄、诸祖秋等先生来任教，不久也先后抵达。加上原已留昆的刘文典、罗庸等先生，昆明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振。
钱穆先生在云南大学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史”。钱穆先生虽是蜚声史坛的卓越的史学家。同时还为人师表，是一位好老师。据李埏先生讲，钱穆先生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李埏先生随钱穆先生求学的日子里，从未见他缺过一堂课。钱穆先生对教学有教无类，诲人不卷，来拜谒求教者，先生不论知与不知，一样和颜悦色地接待，对一些很浅显的问题，本不必一一解答，但他还是认真地讲清楚，在教学过程中言教身教，教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在云南大学任教1年后，1948年，钱穆先生离开昆明到江南大学任教。1949年，应聘南下广州任教于私立华侨大学。秋，随校迁香港。10月，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0年，到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夏，辞新亚院长职。1967年，迁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平静安详中逝于台北寓所中。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辩，均自成一家之言。在历史研究中，钱穆先生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很深，闻名海内外。钱穆先生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高度评价。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以及其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
